那篇“椅子”是父亲最后的尝试

摘要: 这一年父亲80岁了

11-15 00:54 首页 北青天天副刊

陈白尘△


从《我的那张椅子》文末落款的日期上看,那一年父亲80岁了。


80岁的父亲进入了暮年。


一天,细心的学生们突然注意到这样一个细节——父亲不再抽烟了!说实在的,在所有人的心目中,父亲的形象永远是同香烟寸步不离的:或是叼在嘴角,或是夹在指间;袅袅的烟雾衬着他的笑容,轻轻的弹动伴着他的快乐。他的“烟龄”超过了半个世纪,他的“烟量”达到了一天两包半,他的“烟技”一天只需三根火柴——除三顿饭外,是不需另外去点燃的。为了父亲的身体,母亲没少操过心——戒烟茶、戒烟糖买了一大堆,却不知父亲竟然能够一边喝着戒烟茶,一边嚼着戒烟糖,一边吞云吐雾!


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能让年届八旬的老人如此轻松地同香烟“拜拜”了呢?


父亲笑着透露了他的秘密:“前些日子住院,病房里、走廊上到处都挂着‘严禁吸烟’的牌子。憋得没法子,只得躲进厕所里偷偷地抽上几口。抽着抽着,生起气来——陈某人一辈子光明磊落,岂能为了这区区小事见不得人哉?”


“就这么简单?”


“就这么简单!”


作为女儿,我心中明白,他之所以痛下决心,更主要的是为了有个好身体,多写出几部作品来。


计划呢?已经思考好了——仍然是一部讽刺喜剧,题目就叫《鬼趣图》。


此前,父亲刚刚完成了对鲁迅名著《阿Q正传》的改编,一是舞台剧本,一是电影剧本。完稿之后,他一直沉浸在对当今国人灵魂的思索之中。如果说他的长篇散文《云梦断忆》是为种种造反派勾勒出了他们的面目的话,那么还有一大批被批斗过的老干部呢——自然也包括他自己——是同样需要认真地反省一下被污染了的和扭曲了的灵魂的。于是这个剧本的主角,他设想成了一位亦好亦坏既有功劳又有缺陷的老干部,当他以梦境进入地狱后,重新回顾了自己所走过的全部历程。


然而,命运却再一次向父亲发出了挑战——先是头晕,继是手抖,再后来心脏则必须依靠起搏器相助了……

    

那天,父亲又试着铺开了稿纸,但是整整一个上午,没能写满一千字。他流泪了,多么悲伤的眼泪啊,他喃喃地说道:“一个作家到了不能执笔,比死还要痛苦!”


我搀扶着他在庭院中散步,他拉住我的手,轻轻地摸啊摸啊,一下子摸到了我右手中指上的那个因握笔而磨出的老茧,他的心又颤抖了:“以前我也有,要比你的硬……”是的,父亲当年的那个茧子的确要比我的硬——别人的都是圆圆的隆起,而他的却是尖尖的凸出,有似一根斜生的骨芽,雄赳赳地挺立着。如今它渐渐地消逝了,消逝得让父亲心中失去了平衡,失去了支撑……


他不甘认输,不甘搁笔,他想试着写写随笔与回忆。这篇《我的那张椅子》,就是父亲当年的“尝试”,然而他失望了,找不回昔日的文采,丧失了以往的才情。他默默地将稿子锁进了抽屉中,他与自己的书桌彻底告别了……


感谢《北京青年报》的编辑们愿意听这个故事,愿意读这篇文章。我将它重新拿出来,就算是对一个老作家——一个将全部生命寄托于文学事业的老人的纪念吧。


是为记。









(此为陈白尘原文内容,向上滑动启阅)

我的那张椅子

文/陈白尘

我有一张椅子,是四十年前的旧物。近来我对它特别有了感情:一日三餐我都坐在它的身上。如果别人坐错了,我一定要将它换过来。是因为它漂亮么?并不是。它的靠背不过是几根木条子,显得很老气;颜色呢,本来是栗壳色,因为年代久远,已近乎黑了。是因为它健壮么?更不是。当我坐在它身上时,它还吱吱作响。但我近来就是喜欢坐它,有时还伸出手来抚摸它,拍拍它。


我家的椅子并不少,有软垫的,有弹簧的,有折叠的,总共十几张,但我偏偏喜欢那张椅子。这是个什么道理,我起先也不明白,但对它拥有这份特殊感情,则是近来的事,也就是今年我搬家以后的事。搬家时女儿们特地为我添置了一些家具,其中包括一套新式的沙发椅子。我说,家具够用就成了,何必又添新的呢?她们反唇相讥:“物价天天飞涨,你那一点点钞票留着生蛋啦?”我哑口无言。新的沙发便进门了,于是所有的旧椅子全都相形见绌,我的那张也就更不起眼了。从这时候起,我不知道为什么竟对它产生了特殊的感情。


说起这张椅子的来历,不能不感慨系之。远在四十年前,它就来到我们家了。那是1948年春,正是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,国民党的统治已濒临崩溃,岌岌可危了。当时国民党政府发行的法币几乎等于废纸,一张一元的法币买不到一张冥国银行的鬼钞票;用一元一张的法币糊墙壁,竟比买花纸还合算。于是法币不能在家中过夜,拿到手马上就得买成东西,否则第二天便贬值了。当时我在上海昆仑影业公司工作,每月发工资都得用个大包袱扛回家。有一次,我也聪明起来,路过一家木器店时,便用我的“大包袱”换来了八张木头椅子。我现在坐的,就是这八张中的之一。


这八张椅子跟随着我也饱经了沧桑。买来它的第二年便欣逢全国解放,它便随我从北四川路搬家到复兴西路。1951年我奉调北京,先是带着它们搬到张自忠路,随后又跟随我迁至东总布胡同。这一住便是十五年。这十五年真够折腾的,这八张椅子也同样折腾得残缺不全,最后只剩下四张了。1966年它们在我被轰出都门时,又随我来到南京。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,万幸的是它们居然躲过劫难,未遭损伤。但是在最近的十二年中,不知怎的,四张椅子又缺了两张。到了这次搬家时,我便特别珍惜起它们了。


现在这两张椅子,除了为我那四岁半的小外孙霸占了一张之外,剩下的这一张便是我每日三餐所专用的了。我喜爱它,我每日抚摸它,我希望我能和它再相处若干年。


一九八八,十二,五











编辑/王勉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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